百度莆田系武警医院与迷失的社会信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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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邦

信任的小船说翻就翻。一翻再翻。有些翻，像小孩子过家家，第二天就好了。有些翻，像“东方之星”号邮轮，翻成永远的悲剧。还有些翻，就像射入树干的利箭，树皮很快能长好，但那深深的箭头和伤痕，会和树干长成一体。

魏则西事件，不仅是无法挽回的悲剧，而且是射中我们社会信任的一只箭。

为何总要做“鸵鸟”？

信任的小船说翻就翻。当常州外国语学校新校区准时落成时，校方相信，旁边那块被化学物质污染的土地已经消过了毒。而事实是，消毒过程没有在封闭环境（“大棚”）中完成，露天处理了。这不是消毒，是散毒。

信任的小船说翻就翻。当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大学生魏则西不幸患上滑膜肉瘤晚期，他通过百度和中央电视台得知了“医院”的生物免疫疗法，经家人联系在该院接受了4次治疗，花了20多万元，没有明显效果。在临终前的几十天，他写到，“医院，这是在门诊，我们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医生（注：该医生向魏则西父母介绍说是斯坦福技术，治愈率可达80%-90%，至少保证活20年），它还上过中央电视台十套，不止一次，想来百度、医院、中央台、斯坦福的技术，这些应该没有问题了吧。”事实是，都有问题。斯坦福大学医院有过合作，与此事更无关联。而武警二院的生物诊疗中心，是被“莆田系”承包。

时间永是流驶，街市依旧太平，百度仍在行驶。但作为船长，李彦宏这次陷入的，不仅是声誉危机，还有商业模式的危机，以及被政府处罚的危机。在系统性危机面前，李彦宏再次采取“鸵鸟政策”作为回应，以至按耐不住的网民都想替他写封道歉信。

不明白他为何总要做“鸵鸟”。我猜，一是在举世滔滔的抨击中，他认为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，越缠越说不清。何况政府已出面，先说无益，或许还有侥幸之心，等着将百度洗白的裁决；二是内心依然委屈。

医院是一家医院，资质齐全，百度何错？对于竞价排名，政府又没有规定对推广信息按广告管理，谷歌的搜索结果标注AD（广告），百度标注“V推广”，也差不到哪儿啊；三是和同业对标，按照“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，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，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，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”的要求，几个兄弟半斤八两，干嘛非盯着百度？再广一些，你们怎么不医院？

上周我在北京出差，魏则西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，段子手的创作几乎让“吃饭睡觉骂百度”成为一周生活新常态。我问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，李彦宏是不是因为纯粹理科男，技术思维，所以确实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？他回答：“你错了，他很聪明，当然知道问题在哪儿。搜自己公司搜到的都是竞争对手的名字，这合适吗？他不知道？但他清楚中国离不了百度，政府离不了百度。所以多年来，曝光一下改一点，过一段又故态复萌。闹腾一阵就过去了。”

但我不愿意就这么下去，也不愿看着百度和李彦宏就这么下去。今年1月写过一篇《致李彦宏书：你不重生，百度就无法重生》，原以为该说的都说了，但听了上面的话，决定再写一篇。上一篇情感宣泄得比较厉害，这一次，我希望用偏学理的方式，跳出魏则西事件本身，从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“信任结构”(truststructure)的角度，与和我同处本命年的李彦宏谈谈心。

“简单可依赖”还是“不可全依赖”

让我们回到年4月，魏则西被查出得了滑膜肉瘤。他该怎么办？就是通过搜寻信息做决策，医院治疗。

让我们看另外一个场景，年，英特尔CEO格鲁夫突然确诊患上了前列腺癌。他用自己研究半导体的科学态度和方法，仔细阅读治疗前列腺癌的医学论文和书籍，比较各种治疗方案，最后选择荷尔蒙加高剂量植入辐射、加外部辐射的方案，就是把一个个高放射性种子，一头系着线通过数条空管被暂时插入前列腺内。格鲁夫后来写到，“不能过分相信你的全科医生，因为前列腺癌的领域非常复杂和多变；也不能过分依赖泌尿科医生，他们会很自然地偏向于手术，因为他们是外科医生，手术是他们最了解的。……如果你自己管理自己的投资，那么我想你也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。做做调查研究，得出自己的结论，别把任何人的话当成圣经。……正确的答案只有在医生比较了各种不同治疗方案之后才能得到。对医生来说，他们的最高责任就是向病人提出医治前列腺癌的各种选择。”格鲁夫一直活到今年3月，享年80岁。

魏则西和格鲁夫，患病后都走进了一个“大箱子”，它的名字叫搜索与选择，或者叫社会信任结构。当然，两个人的情况和可利用的搜索资源大不相同，但我们明白，如果他们进入的是一个信息更充分、而且富含有效信息、首先展示权威信息的结构，最后的结果会有利得多。

人是脆弱的，面对很多境遇时都无法自主决定命运，而要依靠社会资源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专业知识。一切社会建构的本质都是信任和信用的建构。要是没了信任，社会分工就无法展开，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就无从谈起，那只能自给自足，进化极慢。而考古证据表明，和人类文明相关联的核心事件，比如脑容量的急剧扩张、直立行走、言语能力的出现，都与交换和分工紧密关联。

相对于自给自足，专业化分工的优势是如此明显，但它也是有代价的，就是要支付交易成本，要花力气去识别交易对象是否可信赖、可信赖程度如何。在格鲁夫的时代，他要读医学专业论文和书籍；在魏则西的时代，很多人用百度。

当李彦宏感到委屈时，请想一想——信任是一种依赖关系，因为分工，我们的某种权益需要经由你来实现，这不就是百度的“简单可依赖”吗？我们依赖，因为相信你的能力和积极的交易结果；我们依赖，因为相信你有信用，也就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、能履行诺言的正面记录。

讲信用的社会才可能是好社会，“信任结构”(truststructure)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。如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说的：“没有人们之间相互享有的普遍信任，社会本身将会瓦解。”

彦宏，如果今天你告诉我们——不是用竞价排名这么专业的词汇——而是直接说，百度模式是价高者得，凡“推广”都是钱买的；你就理直气壮大声说，百度收入的94%都是这样来的（注：年第一季度百度总营收为人民币.21亿元，其中在线营销业务营收为.31亿元），我们并不会怪你，你没有偷没有抢，是莆田系们自觉自愿的。但从此我们会告诉自己，百度就是一门生意，“不可全依赖”，所托非所望，还要靠自己。既然信任过，就意味着必须承受被伤害的风险，只是今后不该“信就不疑”，而应通过“信任依据”来做判断，比如根据百度的口碑、意图、能力、可靠性、善意等等。只是有一点，今后请不要再说谷歌也是这样的了，网友们有大量搜索对比，我不想再截屏示众。

百度、莆田系、医院的信用画像

读完上节内容的朋友，请和我一起为魏则西事件中的三个角色的信用画像。

百度的信用来自“竞争性市场+竞争性主体+竞争性治理”，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，信用开始流失。过度商业化的激励机制、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缺乏，使百度偏离善治的情形越来越多。而李彦宏，这个缺乏“德先生”气质的“赛先生”，喜欢拿社会的一般尺度而不是更高标准自量，觉得百度长得还不错，国内哪个搜索的医疗广告不多？即使发生信誉危机，也总觉得是别人负他，而不自省他之负天下。这就加剧了百度变革的难度。而在社会信用的监管方面，有关部门该管的不管（比如参照谷歌的广告标注方法，强化消费者对搜索信息的商业化认识，不把搜索结果“绝对化”），而是管出了一大堆“未予显示”。这不是在给百度增信，是让百度失去“可信赖”的成分。

莆田系的信用来自“扭曲的市场+带帽的竞争性主体+短期化的竞争性治理”。这一方面使莆田系占据了全国1.13医院的80%，但也一直备受争议，这次更是声誉扫地。医疗服务是二元产品，既是基本人权保障，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医院有一系列增信赋能的政策保障，消费者医院看病；另一方面，医疗服务也是竞争性市场，在供给方面长期存在结构性不足。

从我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看，凡是扭曲畸形的市场，在供给侧过度管制的行业，一般都会出现很多奇葩。莆田系发现了性病、整形一类独特的细分市场，用很低俗的方式切入，根本上是因为这方面的供给不足。莆田系不可能得到国家方面的增信，医院的红帽子，偷偷地来，偷偷地去，怎么会有“百年企业千年庙”的长期打算？由于一开始声誉就不好，有历史尾巴，尽管现在规模已经很大了，医院的设备也非常先进，医院挖了很多好医生，但他们依然依赖“医院”这样的名头。

沙县小吃也是福建的，为什么名字堂堂正正？因为那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，信用和信任可以靠竞争优势带来。为什么莆田系给人的印象不好，因为是畸形市场下的蛋。这个市场民营机构的地位很低，政府不为它增信赋能，允许它存在是因为有些空白，医院无法满足，边缘业务就让他们填补填补、自生自灭吧。假定一开始就能师出有名，名正言顺，政府也为它们平等增信，情况还是这样吗？我问过很多从医院出来、干民营和外资的名医，出来干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国家支持，医院你可以拿课题、带学生、发论文，不断给自己增信，医院这都没有，有的病人一开始愿意跟你，慢慢就走了。

莆田系急功近利和他们的素质有关，但客观地说，既然连个名分都没有，只能挂靠，既没有医院得到的“父爱支持”，又没有对未来的清晰预期，那还要什么脸？千方百计挣钱就算了。而市场监管者，这么多年下来，难道不知道莆田系的问题？难道今天才知道承包、挂靠这种“增信方式”？非也，他们被搞定了而已。要根除莆田系的不良基因，首先要了解，监管者自己到医院看看病、用用药就知道了。当然，他们不会去，他们有“红本”之利，三甲名医之便，怎么可能去体验“很严重”、“有得治”、“比较贵”、“治不治”这样的莆田医术呢？

由于魏则西事件，医院喊打喊杀的不信任达到了高潮。似乎民办即问题。似乎这个领域就该是公立天下。我不这么看。我的看法是，越是不开放的地方，越是靠垄断和历史上的存量信用支撑的领域，信用会慢慢瓦解。医院有很多都是私人办的，国外有很多私人诊所，医生地位很高，台湾地区也经历过公立、医院从“八二开”到“二八开”的转型，不能说民办医疗机构就没有信用。医生的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艰苦学习的结果，所以要拿到行医资格很难，是一辈子积累医术的结果，靠的是口碑。我有一位医生朋友，医院一个科的副主任，后来去了新加坡的“百汇华鹰”，又去了民办背景的“沃德”。他靠专业吃饭，医术好，医德也好，从来没有过度治疗，我去看病，有时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很多。魏则西事件中的医院蒙羞，但我相信，正如医院也有“天价医疗费”的事件，人们依然趋之若鹜，医院的发展前景并不会逆转。市场需要更多元的医疗服务供给主体，这也不会改变。要是中国一些医院的名医能用自己的名义开诊所，我相信他们只会更加负责，而不是像现在，患者排队三小时，医生看病三分钟。

医院的信用拜政府所赐，基础条件很好，但为什么要把科室出租、把信用出租？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它的服务和激励机制存在很多缺陷？此类由国家赋信的机构很多，就像早期我们认为国企无所不能，国营产品就是信誉保证。最后的结果呢？这么多医院，政府给了这么多支持，最终走上出租之路，情何以堪？！

希望彦宏的境界和颜值一样高

魏则西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次强烈冲击。我的担心是，过了就过了，接下来还会发生此起彼伏的冲击。中国有大国经济，有强势权力，但在善治良信方面的发展并不匹配。发的货币资本很多，文件发的也很多，而社会资本的发育很慢，在信息传递、互通有无、交易合作、建立信用这些方面，很多症结多年悬在那里。

但我对中国成为一个信用社会、信任社会，一个有信仰、有理想、有正义的社会，并不悲观。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启蒙教育，互联网信息开放所造成的知识流动，经济和市场发展所内生的民主化，都会形成一种倒逼力量，推动中国的新信用建设。

现实不是理想国，但中国需要理想，需要用理想关照现实。一个政府，一个企业，一个个人，承担的责任越多，可能会越痛苦，但文明就是在这种担当中慢慢演进的。有一段时间了，因为魏则西事件，我们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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